现实主义进路之所以能够产生，其背景之一是，法官不完全受法律的拘束，法院可以对法律本身进行违宪审查，再加上判例法习惯，最终导致法官在裁判时有较强的灵活性。

另一方面，如果说传统工业时代的法律媒介是主体性与叙事性，信息时代的法律媒介则是讯息性与沟通性，它以去疆域化的方式重新再疆域化……传统国家规制与国际规制已部分失效，因为全球互联网呈现出自我监管的趋势。以下将从概念、特征以及任务的角度，对未来法学的形象做一个简单的勾勒。

再如，基因编辑的法律规定同样也涉及利益分配和风险分配的问题，特别是在对生殖细胞进行基因编辑的情形中，这种利益或者风险还可能传递至下一个世代，进而涉及世代之间的正义与平等的问题。因此，通过建立各种规范系统的方式，预防风险是未来法学必须解决的问题。诚如有观点所指出的那样，诸如生殖细胞等基因编辑技术的价格十分昂贵，并非任何人都有能力负担，因此，这些技术的运用容易引起社会的不公。当然，即使我们否定人工智能具有自在的价值，由于其具有深度学习能力，也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因此，传统的主客二元的法律关系设定必然要被放弃。以2017年在我国出现的首例冷冻人为例，如果以未来的眼光来看，该事件会同时涉及多个法律部门，如行政法、民法、刑法等，此外还会涉及法伦理学等。

这将进一步强化少数群体对大多数群体原本就享有的优势，更会从根本上瓦解通过民主制度建立公平、高效、有活力的社会的努力。正如大量科幻作品所展示的那样，未来社会关系本身错综复杂，对当下的伦理标准、法律规则、社会秩序及公共管理体制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左卫民教授在对某省法院进行调研后发现，在2010-2014年间，法院审委会决定与合议庭、独任法官意见相同的占82.2%。

(这一修订的影响将在文章最后阐述)在此之前，审委会的讨论过程和决定并不公开。司法判决中做和说之间所保持的距离，表达与实践之间的这种背离，为党的政治考量与法律的形式主义诉求之间的平衡提供了可能，这也构成了中国政法治理的重要秘密和技艺。但本案关键在于涉及到许多拆迁户，要保证判决后避免当事人上访，所以按涉诉信访计(S-K审委会：2011-34-1)。由于营运执照在公司手中，杨某继续在公司服务，每年缴纳相关费用。

[101]一旦这种政治正当性建立起来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可以对总统选举结果、同性恋合法化、持枪权等问题作出决断，而不需要考虑直接的民众意见，克服反多数难题。从K中院审委会所讨论的一起涉及国有企业改制、兼并的合同纠纷案，我们可以细致观察这一合法律化技术。

无论是在K中院的一审判决、还是S省高院的二审判决中，对审委会所讨论问题都进行了有选择的法律评价，如认为改制未能考虑职工权益违背了《宪法》《工会法》《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59]但是不谈及职工集体上访等群体性事件所导致的社会影响。对于市政府所关注的三个问题，审委会认为，基于不告不理原则，追究刑事责任并不是法院在该案中的任务。②同级人民检察院抗诉案件。[15]其二，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功能主义视角，发现了审委会在抵制外部干预、规避法官责任方面的功能，[16]这种视角也在近期被更多的实证研究所证实或修正，如贺欣教授在其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审委会形成了一个责任真空地带或曰黑洞(Black Hole of Responsibility)，使得法院、法官都可以逃避追责。

以S省K市中院审委会所讨论的事项为例，不太可能将上级法院的批示、政法委的指示或者政府部门的考虑向当事人或大众公布。杨某上诉到K中院后，该案被提交至审委会讨论。现实总是比理论丰富，政法话语与法治话语的纠缠与交织，才是理解中国司法过程的合适框架。在讨论中，审委会重点考虑了原判决改判或维持的各自风险：该案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如果改判就会导致很多的类似车主起诉，使不少出租车公司难以为继，影响地方经济发展。

请示是指根据上级意见来处理，调解则是根据K中院主持的协调工作来处理，暂不定意味着K中院审委会尚未有明确的解决思路。[41]麦克洛斯基认为，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代表的司法权之所以能够判定、决断政治问题，乃是由于它部分程度地分享了主权权力，而这一分权的正当性根源于美国人民心灵中的两种诉求。

[65]其实，按照法律经济学的逻辑，在信息不对称的交易环境中，掌握更多的信息本来就是获利的手段，法律假设双方当事人能力平等，可以自行识别风险。[70]从司法传统来看，中国法院不可能制作美国式的判决书。

如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撰文指出，为了实现司法与政治的良性互动，既要防止忽视政治的倾向，又要防止泛政治化的倾向既要防止司法政治功能的弱化，又要防止司法政治功能的异化，在忠于宪法法律的前提下，需要在裁判中进行道德考量，使得政治问题能够以法律化的方式化解，既要善于把政治问题法律化，又要善于把法律问题政治化。在一起出租车公司与司机(杨某)关于车辆所有权与经营权纠纷中，审委会要求合议庭在判决书中要写出水平。典型的如由于发现新证据所以要重新讨论是否改判或再审(S-K审委会：2014-35-6)。[30]因此，正如影视作品反映的那样，在一起错案之后，政治官员的县长会受到牵连，而一线办案的法官却依旧能够升迁到法院副院长。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完整揭示中国法院的判决逻辑，真实地呈现中国司法判决的逻辑。民意在人大、地方政府、政法委那里就化身为政治敏感，进入审委会的考量之中，但是在判决书中隐身。

由于审委会本身所承担的很多职责更加接近于利益选择而非简单适用法律，所以对其的监督方式可能更应该依赖健全议事规则，而不仅仅是信息公开。家事纠纷中关系微妙，审委会一般会倾向于调解结案，如在某离婚案件中，审委会在讨论时要求不能孤立办案，要把相关方邀请到一起调解，避免判决无法执行(S-K审委会：2013-18-4)。

④审委会采取与合议庭不同的意见，有28件。二、合议庭给审委会提出什么问题？ 本文的实证数据来自于S省K市中级人民法院。

如在某劳动争议案件中，《合同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都没有明确规定，合议庭因此产生重大分歧，审委会需要进行一种司法续造[29](S-K审委会：2014-7-4)。判决书论证需要在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之间建立关联，进行一种类似于演绎逻辑的思维活动。

[38]相比之下，K中院的这一比例并不高，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由此导致了法官职业素质等方面的差异，这种解释也被左卫民教授所认可。第二，《人民法院组织法》在2018年10底修订，由于本文所使用的材料是2011-2015年间的，这期间法院运作依据的是原先的法律，所以除特别说明外，文章援引该法时指的是2006年修订后的版本，2018年修订后所带来的问题将会在最后分析。另一个拟在法定刑以下判决案件进入审委会讨论的关键是当事人接受度问题(S-K审委会：2012-22-3)。但K中院审委会并没有关注合同的法律效力，而是先讨论K市政府对这个案件所做的包含三个方面内容的决议——被改制企业的职工由于安置不当产生的信访问题、对国有企业资产所做评估的真实性问题，以及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⑤其他疑难、复杂和重大案件。司法审判的秘密也在于此，一方面要通过审判解决各种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但另一方面这些问题只能以法律的语言来公开。

[58]审委会认为，该案表面上是相关的仲裁协议的有效性问题，但实质上则涉及到是否违背公共利益，损害国家利益和职工安置的问题(S-K审委会：2011-2)。在原则与妥协的互动中，宪法条文是原则的宣示，而宪政实践中的妥协则构成了国家治理秘密的隐身之所。

三、审委会向合议庭作出什么决定？ 审委会在讨论之后，绝大多数时候会形成一致意见，并作出决定，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保留分歧的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78条规定，对于拟判死刑的案件，可以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委会讨论，K市中院审委会讨论这个个案件属于例行公事。

[57] 在K中院审委会讨论A公司的合同纠纷案件时，合议庭上报案件时归纳的争议焦点是：双方签订的《承债兼并合同》是否有效。K中院在二审中发现该男子身体强健，在纠纷中占据优势，所以一致认为他的猝死属于意外事件，而且某些审委会委员乃至市检察院都认为应该定意外事件。而一旦审委会披上了政治过程的外衣，其运作与正当性来源就会发生改变，进而对其的监督方向也会发生改变。而在最高人民法院所处理的92个相关纠纷中，法院一般会认可民事行为自治原则，不轻易认定合同无效。

S省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经济强省，K市是S省第三人口大市，截止2016年末，全市常住人口接近500万，城镇化率接近50%，中心城区人口接近90万。在K中院审委会记录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专门要求合议庭认真写判决书的表达。

如在前面讨论的私营企业兼并国有企业案件中，合议庭最初的意见侧重于合同的有效性本身，而审委会则关注下岗工人、国有资产保护等问题(S-K审委会：2011-2)。如果审委会的讨论当事人无从知晓，而合议庭的决定又简单省略，如何保证当事人能够理解、接受这些政治无涉的判决？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正式审判活动之外的其他工作弥补了判决书说理的不足，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法院在审判各个环节中所推行的调解，在司法能动主义的框架下，调解不仅可以存在于案件审理过程中，还可以存在于案前和案后。

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审委会的讨论与决定是否要向大众公开，是否要让事实上的裁判者——审委会成员——在裁判文书上公开署名、以实现权责统一？[73]如果审委会讨论中的理由不公开，如何保证判决能够得到当事人和社会大众的认可？是否还有其他的方式来监督审委会的运作，避免审委会成为一个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或者制度运作的黑洞? (一)隐匿对话中当事人在哪里？ 法官说理的对象是当事人，而在审委会与合议庭的互动机制中，不管是审委会还是合议庭，它们都是法院的内部机构，尽管它们彼此之间维持着互动机制，但是审委会的说理并没有通过判决书向当事人或者社会大众公开。这些情形下都很有可能导致该案件多次上会讨论，如在某非法行医案种，K市中院审委会就经过了三次讨论(S-K审委会：2011-14-2, 2011-16-4, 2011-18-2)。